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，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。在他写的一首诗里，他说在临皋堂里已经辟室一间，设有炉火，以备炼丹之用。

　　他在给王巩的信里，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：

　　印度瑜珈术功夫及其理论何以中国道家比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？其理亦至为简单。诚然，中国佛教中亦有禅宗一派，专下打坐功夫，为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哲学之混合。不过，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之基础，才能吸收瑜珈之要义。道家之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，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，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老。在庄子《南华经》里，我们发现有几个词语，劝人凝神沉思，甚至于凝思内观，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。即便我们退一步，承认这是后人窜改的，但此种窜改至晚已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。

　　在其他宗教里，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得那么密切的。炼瑜珈术时，由于控制身心，就导人入于宗教的神秘体会。其领域由控制反射和不随意肌，进而叩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。其益处为身心两面。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式与呼吸的控制，再继之以冥坐，瑜珈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，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，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。修炼者承认此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，除非死亡才能继续；不过，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，使练此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。现代练瑜珈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、心清宁静，与情绪的均衡，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。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珈，称之为“打坐”，或“静坐”、“内省”、“冥思”，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。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势，如“孔雀姿”、“鱼姿”，中国学者以其过于费劲，拒而不学，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势为满足，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珈的贡献。

　　一般而论，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珈术感到兴趣，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（一○八三）详细说明的瑜珈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。那时，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，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。以他弟弟为法，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。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，他并不认真，但是即便没法得到，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，他总是喜欢。须要知道的是，中国人的养生之道，在实际和理论上，都和西洋不同。按中国人的看法，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，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，中国人的养生是“保存精力”。而瑜珈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，因瑜珈的精义是休息，是有计划的、自己感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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