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坡四年黄州住，

　　何事无言及李淇。

　　中国有一句谚语，就是说一个人如何，要“盖棺论定”。人生如梦，一出戏演得如何，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。不过有这种区别——人生是如同戏剧，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，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，也是茫然无知。但是真正的人生，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，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。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，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，逐一观看，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，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。在我将《苏东坡传》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，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，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，给一个人细批终身，预卜未来，那么清楚，那么明确，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。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，逐年断开，细批流年，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，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。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。今天，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，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，但是断然无疑的是，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，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，的确是发生了，应验了。

　　倘若不嫌“民主”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，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，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，帝王、诗人、公卿、隐士、药师、酒馆主人、不识字的农妇。他的至交是诗僧、无名的道士，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。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，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，他却最为快乐。他为杭州、广州兴办水利。建立孤儿院与医院，创监狱医师制度，严禁杀婴。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，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，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。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，流离饿浮。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，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，必至成功而后已。他只求独行其是，一切付之悠悠。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，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。

　　在徽宗崇宁五年（一一○六）正月，出乎神意，天空出现辇星，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，破而为二。此是上天降怒。毫无疑问，徽宗大惧，但因怕宰相反对，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。宰相发现此事，十分懊恼，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：“此碑可毁，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！”现在我们知道，他是如愿以偿了。

　　因此之故，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，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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