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，共294卷，历时19年告成。它以时间为纲，事件为目，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写起，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征淮南停笔，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。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，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　　如今杜睿要写自然不能全抄，他准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一直写到隋末便停笔，前世对于《资治通鉴》，他也曾通读二十几遍，于其中的文字也是记忆犹新，想来抄起来，也费不了什么时间，但却也不是一时能成。杜睿估算着，如今变开始起笔，等到十六岁成年时，六年的时间，怎么也能写得完。

　　杜氏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杜睿准备写成《周纪》五卷、《秦纪》十一卷、《汉纪》六十卷、《魏纪》十卷、《晋纪》四十卷、《宋纪》十六卷、《齐纪》十卷、《梁纪》二十二卷、《陈纪》十卷、《隋纪》八卷。

　　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对于《秦纪》描写的并不详实，大概是因为秦以法治国，与儒家相悖的原因，但是在杜睿看来《秦纪》与《汉纪》相比，于治国方面更有参考价值，变将原书中的三卷扩展为了十一卷，准备从河西之战一直写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止。

　　前世的《资治通鉴》之所以被后世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当成治国要典，关键原因便是《资治通鉴》的内容以政治、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，兼及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，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。

　　书名的由来，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，而钦赐此名的。由此可见,《资治通鉴》的得名，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,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。

　　《资治通鉴》的价值虽然巨大，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，陈垣在《胡注通鉴表微》就曾评价说：“《通鉴》书法，不尽关褒贬，故不如《春秋》之严。温公谦不敢法《春秋》，而志在续《左氏传》，有所感触，亦仿左氏设辞‘君子曰’而称‘臣光曰’以发之。余则据事直书，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，以为鉴戒，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。”

　　从今日来看，“臣光曰”充满封建色彩，黄盛雄将其归纳“诚”与“礼”，“礼之纲纪”这个概念，可谓贯穿《通鉴》之核心。张须在《通鉴学》云：“《春秋》之意，最重名分，名分所在，一字不能相假，封建之世，以此为纲维。名分既坏，则纲维以绝，政权崩溃，恒必由之。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，与七国之分立，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。”

　　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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