怕死，赵诚信也不敢降明了，因为他的家眷都在北.京，他若是降了，一家老小就会没命。他不能为了自己一人的性命，就害死自己的儿孙吧。

　　从前，清朝有“不死于贼便死于法”的酷令，在这条酷令的震摄之下，各地守城官员都能做到视死如归，甚至于与城同殉。然而，自从太平军崛起岭南，一直挥军打到江南后，这酷令已经没有多少官员再当一回事了，甚至清廷自个也不敢再因为弃地而斩杀守城官员。反而对投降了明朝的官员们暗中许诺，只要重新归降便计往不咎，可是在清廷已经势弱，眼看着就要朝不保夕的情况下，那些投降了明朝的官员们还没有人蠢得再倒回去。如已经归降明朝的原湖广总督张长庚、江宁巡抚蒋国柱等人，都曾经得到过清廷的保证，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将清廷的秘信交了上去，并且将送信的细作抓进了大牢。

　　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从来不是一句讥讽，而是真理。大势已然在明不在清，这时候，俊杰自应要识时务。

　　在当前这个形势，如果继续实施酷法，因为弃地而杀守城官员，所起的效果只能是相反。至少，这些弃地的官员没有投降明朝，比起那些明军还没到就易帜的官员好得太多。所以杀了这些弃地官员，只会让人心更加心寒，对大清更加失望。不能以酷法震摄，清廷便只能采取其它的办法来保证下面的官员不会大规模投降。

　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前年腊月的时候，老臣宁完我向顺治上了个折子，提出今后凡出任知府、同知以上官员者，必须将其家眷迁至京城，以此为人质，从而能让那些守城官员们有顾虑，进而能够坚守于城。这个主意相比酷法要委婉得多，且更有效果，毕竟人有亲情，没有人愿意因为自己而害死亲人的。

　　顺治果断的采纳了宁完我的主意，叫吏部具体商办。结果，赵诚信很不幸的成了这个新令的第一个受害者，原本在山西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连同儿媳、孙子都被迁到了京城。美其名曰是要解官员后顾之忧，但谁不知道那就是人质。

　　之所以只要知府、同知以上官员留家眷在京为质，而不是连县令这一级也要留质，倒不是顺治对于那数以百计的汉人知县十分信任，而是因为北.京养活不了太多人。几百个县令背后就是几万乃至十数万以上的庞大家眷，这个数字比在京的满州人口都多，北.京连满州人的旗饷都快不下去了，又哪里负担得起这额外多出来的十几万人。故而，县令这一级被排除在外，只以同知为界。同知以上官员毕竟人数少，他们的家眷不过一两万人，想办法总能安置得下。

　　没有气节可言的赵诚信就这么因为一家老小的性命，在归德这座孤城做起了大清的忠臣。也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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